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

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

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，到1628年，已經走過了整整二百六十個年頭，距離它滅亡的1644年，隻有最後的十七年了。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。

崇祯，明朝最後一個皇帝——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，延續了十六年零三個多月，終于走到了它的盡頭。

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，即十九日的淩晨即将來臨之前，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進入北京外城、内城，逼近皇城。千鈞一發之際，走投無路的朱由檢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（即景山）自缢身亡。他的死，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，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，在這一年（1644）宣告壽終正寝。

李自成雖然推翻了大明王朝，但是他的大順政權在紫禁城的日子，不過區區四十天而已。由于招降明朝總兵吳三桂不成，他親自率領主力前往山海關征讨，遭到滿洲鐵騎的突然襲擊，潰不成軍，倉皇退回北京。李自成進入紫禁城以後，遲遲沒有舉行登極儀式，到了大勢已去之時，四月二十九日，匆匆忙忙在武英殿舉行登極儀式，當了一天皇帝，第二天開始撤離北京。

五月三日，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衮一行，在騎兵的護衛下，乘着銮輿，浩浩蕩蕩進入朝陽門，直奔紫禁城。于是開始了清朝皇帝君臨全國的時代，這一年就是清朝的順治元年。

處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換代轉折時期，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義。對于明朝的遺老遺少而言，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，因而他們對于同樣亡國的李後主所寫的絕妙好詞《虞美人》中的亡國之痛——“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欄玉砌應猶在，隻是朱顔改”充滿了凄婉的共鳴，便不難理解了。清初，孔尚任的名著《桃花扇》上演時，離開明朝滅亡已經半個世紀了，據說，觀衆中那些依然留戀舊時代的人們被劇情感動得涕淚滿襟，唏噓不已，依然充滿感傷。

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，實在是一個悲劇時代。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規律——“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，延續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，算不上短命。整個明朝，猶如一個大寫的英文字母M，永樂、宣德時期出現了第一個高峰，它的标志就是震驚世界的鄭和下西洋，被西方學者贊譽爲“發現世界”的壯舉。此後逐漸走下坡路，到了萬曆第一個十年，由于内閣首輔張居正的改革，出現了萬曆中興，使得萬曆時期成爲明朝曆史上最爲富庶強盛的時期，締造了明朝的第二個高峰。但是好景不長，皇帝爲了消除張居正“威權震主”的影響，徹底否定了張居正的政績，甚至以爲他是“專權亂政”、“謀國不忠”。于是乎，萬曆後期政壇高層忙于朋黨之争，忙于“窩裏鬥”，國事急轉直下。到了天啓時期，皇帝昏庸，朝廷大權落入大太監魏忠賢之手，形成“閹黨”專政的局面，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職，就是被殺戮，政局腐敗透頂。

朱由檢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繼任皇位的。他嚴懲魏忠賢及其黨羽，清查“閹黨逆案”，爲遭受“閹黨”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，撥亂反正，希望再次營建一個中興局面。然而時勢已經大變，東北的清朝羽翼日漸豐滿，明朝與清朝的戰争屢屢敗績，滿洲鐵騎多次越過長城要塞，威脅北京及其周圍地區。以李自成、張獻忠爲首的造反大軍，已成燎原之勢，馳騁中原。這兩股勢力，都想取明朝而代之。大廈将傾，狂瀾既倒，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們，企圖挽狂瀾于既倒，然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上演了一幕亡國的悲劇。在這一幕悲劇中，每個人都在演出悲劇，皇帝以悲劇謝幕，大臣們也莫不以悲劇收場。

大明王朝無可奈何地走向滅亡，而且亡在一個頗想有所作爲的皇帝手上，不僅明朝的遺老遺少，甚至清朝的順治皇帝，都扼腕歎息。其悲劇性就在于，并非亡國之君的朱由檢演繹了一幕亡國的悲劇。平心而論，朱由檢在明朝諸帝中，絕對不是一個昏君，說他出類拔萃，也毫不爲過。他上台以後，力圖挽狂瀾于既倒，由于問題積累太多，内部早已蛀空，頹勢難以挽回。無可奈何花落去，巍峨的王朝大廈，轟然倒下。朱由檢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國。

這樣的情節，怎不令人黯然神傷！

它以悲劇的形式，向人們展示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過程。我把這幕悲劇的細節盡可能真實地還原出來，目的是給予讀者曆史固有的深邃啓示，并非隻發思古之幽情。就好像我們觀看莎士比亞的悲劇《哈姆雷特》那樣，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場上，而是以超脫的眼光來遠距離觀察曆史。

19世紀獨步歐洲史壇的德國曆史學家蘭克，一大貢獻是把曆史學變成一門科學。他的名言——曆史的叙述應該是客觀的、冷靜的、無色彩的——是一個難以企及的境界。我想盡量向它靠攏，是曆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。隻有這樣，才有可能接近曆史真相，而與形形色色的“戲說”劃清界限。

曆史題材電視劇的“戲說”之風由來已久，人們一批評，編導們就借口“我們不是編曆史教科書”來回敬。人們當然喜歡看有趣的戲，而不是乏味的教科書演繹。但是總不能老是讓大家看“關公戰秦瓊”啊！如果聽之任之，那麽長此以往，就會在觀衆中形成一種“話語霸權”，把戲說信以爲真。所謂“假作真時真亦假”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可就麻煩了。

當然，曆史學家也應該檢讨，爲什麽曆史著作老是寫得枯燥乏味，令人望而生畏？波詭雲谲、風雷激蕩的曆史本來是有聲有色的、生動活潑的，曆史學家完全有可能把曆史寫得有聲有色、生動活潑。司馬遷的《史記》就是一個典範，他無須“戲說”，照樣引人入勝，十分“好看”。近來很暢銷的美國曆史學家史景遷（Jonathan D.Spence）著作的中譯本《王氏之死》、《曹寅與康熙》、《皇帝與秀才》等，既有學術性，又有可讀性，也爲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。他用“講故事”的方式，向讀者介紹他的研究成果，把史料融會貫通，以生動的文筆表達出來，眼光敏銳，視角深邃而又獨特，卻又十分“好看”。

由此可見，追求“好看”，不一定非“戲說”不可，也就是說，“好看”不必以犧牲曆史真實爲代價。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實，沒有了真實，再“好看”也是沒有意義的。

這也可以說是我寫本書所遵循的原則。書中所寫的都是真實可信的，也就是所謂信史，都有曆史文獻的依據，都有案可查。但是作爲大衆讀物，不必引經據典，一一注明出處。這樣就可以減少許多閱讀障礙，在生動的情節、流暢的文字中，感受閱讀的樂趣。如果在輕松的閱讀之後，各位可以從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悲劇中，獲得這樣那樣的啓示，那是曆史本身的魅力。我隻不過是把這種魅力傳達給各位而已。